1943年，昆明，21歲的楊振寧。（視覺中國）
2008年深秋，云南師范大學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（以下簡稱西南聯(lián)大）舊址迎來了兩位特殊的訪客——86歲的楊振寧與夫人翁帆一同走進校園，走進這片承載著青春的土地。
西南聯(lián)大博物館館長李紅英向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回憶起她那天見到的楊振寧：“仿佛重返青春的少年，眼睛里閃爍著光芒。”她記得，那天楊振寧走過老教室與紀念碑等歷史遺跡時，步履輕快，充滿故地重游的從容與放松。他一邊走，一邊輕聲向翁帆細數(shù)往事，語調溫和而低緩。或許那一刻，抗戰(zhàn)烽火中的課堂、師友們的青春身影，都在他心中一一浮現(xiàn)。
1938年，楊振寧考入西南聯(lián)大，在這里完成了4年本科與2年研究生教育，之后又在聯(lián)大附中任教1年。在多個場合，他都反復強調西南聯(lián)大對他人生的重要影響。談及6年求學歲月，他說：“這6年時間，在我一生的學習歷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。我曾多次地回想過這段時間，我覺得我得到了西南聯(lián)大師生努力精神和認真精神的好處。”
教育，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
1937年7月，日本發(fā)動全面侵華戰(zhàn)爭，北平、天津相繼淪陷。為存續(xù)教育火種，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南遷長沙，共同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。1937年11月24日起，日寇飛機頻繁轟炸長沙。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被迫西遷昆明，于1938年4月更名為國立西南聯(lián)合大學。
1938年，楊振寧報考西南聯(lián)大時的準考證。（西南聯(lián)大博物館供圖）
這一年，楊振寧只有16歲，在昆明昆華中學讀高二，在父親的鼓勵和支持下，以同等學力的身份報考了西南聯(lián)大。西南聯(lián)大博物館展出過楊振寧當時的準考證，準考證照片上的楊振寧面帶稚氣，一雙眼睛卻炯炯有神。李紅英說，準考證的編號是“0008號”，說明楊振寧報名的時間很早。
這年秋天，楊振寧在2萬名考生中脫穎而出，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入西南聯(lián)大化學系，后因志趣所在，轉入物理學系，自此與物理學結下一生之緣。他很快成為學校中的明星學生。和他同屆的外語系學生許淵沖回憶說，楊振寧的物理、微積分能考得滿分或接近滿分，是當時全校成績最好的學生。
2025年3月18日，昆明，西南聯(lián)大原教室舊址。（視覺中國）
西南聯(lián)大的條件極為艱苦。楊振寧曾回憶說：“聯(lián)大的教室是鐵皮頂?shù)姆孔樱掠甑臅r候，叮當之響不停。地面是泥土軋成的。幾年以后，滿是泥坑。窗戶沒有玻璃，風吹時必須要用東西把紙張壓住，否則就會被吹掉。”
然而，這座在戰(zhàn)火中誕生的學府，匯聚了當時中國物理學界的名師：有我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奠基人饒毓泰、葉企孫、吳有訓；有“中國物理學之父”吳大猷、“中國近代力學事業(yè)奠基人”周培源、“中國核物理研究的開拓者”趙忠堯等。在講師與助教中，亦有如錢偉長、郭永懷等日后聲名顯赫的學者。
楊振寧接受了當時中國最好的物理學教育。他回憶道：“大一物理是趙忠堯先生教的，大二電磁學跟的是吳有訓先生，力學則師從周培源先生。”大師的課堂對他影響至深，他曾總結道：“我在西南聯(lián)大的7年，對我一生最重要的影響，是使我對整個物理學形成了自己的‘taste’。”
“Taste”，譯為味道與鑒賞力，但楊振寧對這些翻譯不甚滿意。他心目中的“taste”更像是一種風格：“一個人要有大的成就，就要有相當清楚的‘taste’。像做文學一樣，每個詩人都有自己的風格，各個科學家，也有自己的風格。”
1949年，紐約，楊振寧（左）和他在西南聯(lián)大時期的恩師吳大猷（中）、馬仕俊合影。（視覺中國）
而塑造楊振寧物理學“taste”的關鍵人物，則是其本科與研究生階段的論文導師——吳大猷與王竹溪。楊振寧曾說：“吳先生和王先生引導我走的兩個方向——對稱原理和統(tǒng)計力學，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。”
1941年秋，楊振寧請吳大猷指導其本科畢業(yè)論文。吳大猷遞給他一本《現(xiàn)代物理評論》雜志，讓他鉆研其中一篇有關分子光譜學與群論的文章。由此，楊振寧初次窺見群論這門探索對稱性的數(shù)學分支在物理學中的美妙應用，并產生了濃厚興趣。此后，楊振寧一直關注對稱性問題，這為后來他與李政道共同提出“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恒”奠定了基礎。
而王竹溪則為楊振寧打開了另一扇大門。1938年，王竹溪27歲，獲得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，毅然歸國任教于聯(lián)大。王竹溪當時在學校很有名。大約在1940年，讀本科的楊振寧就慕名聆聽了王竹溪關于物理學前沿“相變”理論的講座，所講內容雖未能全然領會，卻在他心中埋下了種子。
近10年后，1951年，楊振寧寫下他第一篇關于相變的論文時感嘆，這粒種子終于開花結果。“聽王先生的演講這個經(jīng)歷，對我的研究工作有了長遠的決定性影響。”直到晚年，楊振寧還保留著聽王竹溪講課時做的筆記。
李紅英說：“西南聯(lián)大物理學系匯聚了眾多具有國際視野的物理名家，楊振寧正是站在這些巨人的肩膀上學習與研究，博采眾長，從而擁有了國際前沿的學術視野。”
辯論，“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覺”
從1940年10月起至1941年2月，日軍對唯一的國際援華陸路通道滇緬公路發(fā)動了20多次空襲。其間，西南聯(lián)大的經(jīng)濟狀況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難中。當時在西南聯(lián)大考察的英國科學家、中國科學史研究學者李約瑟說，教授們“不得一溫飽”——工資待遇只增加7倍，而云南的生活費已增加了103倍。
即便在這樣的困境中，楊振寧還是在吳大猷的指導下完成了畢業(yè)論文《群論與多原子分子的振動》，順利畢業(yè)。1942年，他又進入西南聯(lián)大的清華大學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物理學部讀研，師從王竹溪。
像其他院系的師生們一樣，物理學系師生的生活也是捉襟見肘。吳大猷夫婦住在距離學校約5公里的崗頭村，為維持生計，在家中養(yǎng)了幾頭豬。但有一次，吳大猷乘馬車回學校的路上，馬突然受驚，他從馬車上跌了下來，臥床長達一個月。他出院后，夫人又病倒了。家中的豬無人喂養(yǎng)，吳大猷只好將其賣掉，他無奈地說：“也無心計算為喂豬買了多少糠，花了多少錢，到底是賺，還是蝕？”
由于研究生補助金已經(jīng)無法維持基本生活，多數(shù)學生選擇走出校門，找一個臨時工作賺錢，楊振寧也不例外。1943年下半年，他在父親的介紹下進入昆華中學兼課，和他一起的，還有同班同學黃昆和張守廉。他們三人合住在昆華中學提供的宿舍里，成了形影不離的好友，被稱為物理系“三劍客”。
1992年，北京，西南聯(lián)大“三劍客”的合影。左起依次為黃昆、張守廉、楊振寧。（西南聯(lián)大博物館供圖）
當時西南聯(lián)大校園不供應開水，“三劍客”每天上完課就到茶館里去，一邊喝茶，一邊辯論。茶館的客人形形色色，他們的討論聲通常是最大的。有時候，他們會突然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目光，察覺到自己的聲音太大。但楊振寧后來回憶：“這種意識并不一定使我們停止辯論。”
有一次，為了弄明白量子力學中“測量”的含義，“三劍客”在茶館里從白天辯論到晚上。回宿舍時已是晚上10點，宿舍熄燈了，他們又點亮蠟燭，翻出德國物理學家海森伯的《量子理論的物理原理》等資料來看，看完又接著辯論。
楊振寧說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年，不是在美國做研究，而是當時和黃昆同住一舍的時光，因為正是這些不會停歇的辯論，讓他“找到了做科研的感覺”。
西南聯(lián)大的校訓是“剛毅堅卓”。李紅英說：“艱難方顯勇毅，西南聯(lián)大之所以有卓著的育人成就，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是在象牙塔里辦學。即使在中華民族最黑暗的歲月里，學校的教學活動也沒有停止，反而催生了既自由又嚴謹?shù)膶W術之風。”正如楊振寧回憶時說的那樣：“我們的生活是十分簡單的，喝茶時加一盤花生米已經(jīng)是一種奢侈的享受。可是我們并不覺得苦楚：我們沒有更多物質上的追求與欲望。我們也不覺得頹喪：我們有著獲得知識的滿足與快慰。這種十分簡單的生活卻影響了我們對物理的認識，形成了我們對物理工作的愛憎，從而給我們以后的研究歷程奠下了基礎，這是我們當時所沒有認識到的。”
精神，“千秋恥，終當雪”
西南聯(lián)大師生們面對的絕不僅僅是經(jīng)濟困難，還有生命的威脅。學校多次成為日軍的轟炸目標，敵機在宿舍、實驗室與圖書館上空投下炸彈，校舍損毀嚴重，滿目瘡痍。
面對日寇侵略，西南聯(lián)大以校歌明志：“千秋恥，終當雪；中興業(yè)，須人杰。”這句歌詞，是亂世中的最高學府對學子們的殷切期望。
年輕的楊振寧也常常哼唱一首歌——《中國男兒》，在學校走路時哼，在家做功課時也哼：“中國男兒，中國男兒，要將只手撐天空。睡獅千年，睡獅千年，一夫振臂萬夫雄……古今多少奇丈夫，碎首黃塵，燕然勒功，至今熱血猶殷紅。”許多年以后，正值古稀的楊振寧說，這首歌應該成為鄧稼先紀錄片的配樂。
是的，楊振寧與童年摯友鄧稼先也在西南聯(lián)大重逢了。日機頻繁空襲，“跑警報”成為日常。兩人曾并肩背誦《吊古戰(zhàn)場文》。“浩浩乎，平沙無垠，夐不見人。河水縈帶，群山糾紛。黯兮慘悴，風悲日曛。蓬斷草枯，凜若霜晨；鳥飛不下，獸鋌亡群。亭長告余曰：‘此古戰(zhàn)場也，常覆三軍。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。’”古戰(zhàn)場的蒼涼與山河破碎的現(xiàn)實交織，在這對至交好友的胸中激蕩起相同的悲傷與憤恨。
1974年，北京，楊振寧（右一）與好友游覽頤和園。從左至右依次為黃昆、鄧稼先、黃宛、周光召、楊振寧。（新華社發(fā)）
“家國危亡之際，正是這份深沉的愛國心支撐著聯(lián)大師生，將知識視作救亡的武器，于絕境中探尋希望。”李紅英對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說。
這同樣可以解答，為何僅存續(xù)8年多的西南聯(lián)大能創(chuàng)造中國教育史上的傳奇——師生中涌現(xiàn)出2位諾貝爾獎得主（楊振寧、李政道），8位“兩彈一星”元勛（趙九章、郭永懷、陳芳允、王希季、楊嘉墀、鄧稼先、朱光亞和屠守鍔），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（黃昆、劉東生、葉篤正、吳征鎰、鄭哲敏），以及170多位院士。
直到今天，談及西南聯(lián)大，還流傳著“五大才子”的說法：“湖北朱，安徽楊，外加許二王，理文法工五堵墻。”其中“安徽楊”就是楊振寧，其他四位分別是我國核科學事業(yè)的主要開拓者之一朱光亞、我國翻譯界泰斗許淵沖、我國財政金融學界泰斗王傳綸以及中國衛(wèi)星和衛(wèi)星返回技術專家王希季。他們如同五座難以超越的高墻，代表了西南聯(lián)大育人的卓越成就。如今，楊振寧故去后，“五大才子”僅王希季一人健在了。
不僅如此，就連聯(lián)大附中也是群英薈萃。1944年，楊振寧取得碩士學位，進入聯(lián)大附中執(zhí)教“范氏大代數(shù)”。學生中，有杜聿明之女杜致禮，后來成為他的夫人；有哲學家馮友蘭之女馮鐘璞，日后以筆名“宗璞”成為著名作家；還有沉默少言的羅廣斌，多年后創(chuàng)作了《紅巖》一書。
1945年8月28日，楊振寧遠渡重洋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。他離校1年后，西南聯(lián)大完成了歷史使命，正式結束。但西南聯(lián)大賦予他的精神火種，始終燃燒。
2017年11月，西南聯(lián)大建校80周年紀念大會上，楊振寧再度吟誦了那句歌詞：“千秋恥，終當雪；中興業(yè)，須人杰。”楊振寧感慨：“今天，遠超過那個時代了，可是，還是須人杰。”
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(zhàn)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(zhàn)爭勝利80周年。他用一個世紀的探索與成就，為戰(zhàn)火中那聲“須人杰”的吶喊，寫下了一個楊振寧式的圓滿答案。
《環(huán)球人物》記者 牛志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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